我仿佛还没有过“六一”，“六一”就再也不属于我了。
当我知道“六一”是属于我的时候，我就企图赋予它点儿什么，可是能是什么呢，除了整洁的天蓝色裙子和头发上的蝴蝶结，我不能赋予它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。
我拉着母亲的手，站在三毛餐厅的门口，两扇虚掩的玻璃门，映出沉默的影子。我的手指甚至从未触碰过那冰冷的玻璃门，飞驰而过的骑车的影子，让我觉得晕眩。
我想有一个贴上三毛餐厅标签的“六一”，在并不华美的桌椅旁，捧着我并不喜欢的果珍，让他们为我买华而不实的蛋糕，最好上面是站着白雪公主的那种。
我总是路过那家餐厅，总是在企盼下一个“六一”的到来，没人向我许诺什么，但，我仍怀揣美梦。
餐厅彻底拆除的时候，我没有印象，或者说，它的影响早已超过了它真实的存在。带着没有实现的梦想，我告别了实现它时代，直到几年前那地方起了一家肯德基，我又站在玻璃门前。 那玻璃狠明亮，里面喧闹的气氛和喧嚷的人们，像缥缈的梦境，远远地刺痛了我。
三毛餐厅，代表了我大部分的梦想，它们默默的生长，无声地消逝，又突然地逼真，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。它们大多和我一样默默无闻，即时，即时也会引来几许异样的眼光。
当安之若素成为口中的宿命，人们就已无从改变起，偶尔的激愤和眼泪，只能充当薄薄的点缀。如果我不再懂得“怀恨”，如果我不再“耿耿于怀”，如果我不再“要求甚多”，那我，可能已经死亡。每个人都是一个使命，使命改变了，它也就不存在了。接受一个使命，只能去完成，而不能企图改变。
我无法完成我的“六一”了，它不是一个失败，而是一个榜样。